中新社北京1月19日電 題：河西走廊何以成為探視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

　　——專訪西安外國語大學中亞·環(huán)里海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專家黃達遠

　　中新社記者 邢利宇

　　河西走廊，東接中原，北望大漠，南達青藏，西通天山，作為內陸亞歐文明“十字路口”的交通樞紐，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在這里交流互鑒。其歷史上的沉寂與繁榮，始終與中華文明的開放程度和對外聯通活力緊密相關。

　　河西走廊地理環(huán)境的獨特，在推動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連綿發(fā)展方面，發(fā)揮了哪些作用？其歷史途程為中華文明的發(fā)展帶來了哪些啟示？應如何珍視并利用這份獨特的歷史遺產？近日，西安外國語大學中亞·環(huán)里海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專家黃達遠就相關話題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地理上，河西走廊有哪些獨特性？在推動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連綿發(fā)展方面，發(fā)揮了哪些作用？

　　黃達遠：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河西走廊作為地理和文明廊道，生動展現了這種包容性。就地理角度而言，河西走廊是以山地、綠洲、荒漠為主體的復合系統(tǒng)，其中綠洲如同一個個“島嶼”，成為商業(yè)中轉站，給路過商隊提供補給。綠洲帶也由此成為東西交通要道上的“綠洲橋”，這是河西走廊作為過渡地帶的核心特征之一。

　　與此同時，河西走廊東接中原，北望大漠，南達青藏，西通天山，恰似內陸亞歐文明“十字路口”的交通樞紐，來自草原、農耕區(qū)和綠洲的商人在這里休整、居留，促成了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宗教為例，中國的道教、印度的佛教、西亞甚至歐洲的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這里留下痕跡。季羨林先生曾指出，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qū)。所以，各民族在河西走廊頻繁來往互動，發(fā)展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格局，形成了特殊地域內的共同體驗。這種游牧與農耕、東西與南北交匯的過渡地帶性質，使之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發(fā)展的重要動力。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河西走廊經歷了諸多王朝更迭，這里有哪些史實或遺跡，凸顯其“民族走廊”的特征？

　　黃達遠：河西走廊一方面表現出“華夷邊界”的特征，如陽關、玉門關和嘉峪關是歷史上著名的關隘；另一方面表現出農耕、綠洲、草原區(qū)“接駁之地”的特征，是不同民族交融的走廊。雖然中原王朝把河西走廊若干核心綠洲開發(fā)為農耕區(qū)，但走廊上大小不一的谷地、沖積平原、戈壁和沙漠上錯落分布著的眾多綠洲，還有相當一部分保持著農牧共生的社會樣態(tài)。

　　歷史上，這里華夷交錯、民族交融的事實數不勝數。如，歷史上出現的大小不一的地方性政權，大多具有“胡漢共治”的特征，從兩漢交替之際竇融“保據河西”，到西晉末年張軌“出鎮(zhèn)河西”，漢文化在河西的傳播不斷增強。為適應治理區(qū)域內農耕與游牧人群的需要，甘州回鶻牙帳、肅州龍家、涼州蕃漢聯合政權、敦煌歸義軍政權等地方政權的統(tǒng)治者往往需接納多元文化。西夏時期，河西走廊就是“多語并存”的多元文化區(qū)域，現存的“涼州碑”一面是西夏文、一面就是漢文，敦煌藏經洞的文獻也涉及十多種文字。河西走廊作為民族走廊，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發(fā)展進程的重要動力和組成部分。

　　中新社記者：河西走廊地區(qū)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帶來了哪些超越“民族”概念的意義？在哪些方面折射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善于“化他為我”的生命力？

　　黃達遠：河西走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絕非簡單的“接觸”，而是在漫長歷史中形成了一種超越血緣、語言、地域乃至民族認同的文明整合機制。這種機制讓河西走廊不僅是一個橋梁和通道，更成為一個持久的文明交流互鑒實驗室，折射出中華文明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獨特生命力。

　　在這里，文明整合機制有很多表現形式，王朝更迭、民族政權輪替并未導致文明斷裂，反而促進了文明融合。無論是匈奴、月氏、鮮卑、吐蕃、回鶻、黨項、蒙古還是漢人，任何進入河西走廊的人群和政治主體，若要在此長期生存發(fā)展，都不得不適應多文明匯聚的社會樣態(tài)。如，粟特商隊帶來祆教和商業(yè)規(guī)則，但為了在敦煌、涼州立足，他們也參與佛教供養(yǎng)、采用漢式姓氏甚至進入地方官僚系統(tǒng)。西夏王朝在河西走廊同時使用西夏文、漢文、藏文甚至回鶻文進行管理、翻譯佛經，這不僅是語言政策，更是一種將不同文化群體納入同一政治框架的制度設計。

　　盡管民族多樣，但人們在共同開發(fā)綠洲、維護商路、抵御極端環(huán)境、共建宗教與文化景觀等過程中，形成了超越特定族群的共同實踐與記憶，敦煌莫高窟的營造史就是集中體現，從十六國到元朝，其供養(yǎng)人和工匠來自不同民族，藝術風格融合了印度、波斯、希臘和中原元素。因此，河西走廊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折射出中華文明的強大生命力，它總是能將“外來”轉化為“內生”，非被動“接受”，而是主動消化、轉化與再創(chuàng)造。

　　中新社記者：河西走廊的歷史為中華文明的發(fā)展帶來哪些啟示？應如何珍視并利用這份獨特的歷史遺產？

　　黃達遠：河西走廊的歷史可謂一部“通道興衰史”，其繁榮與沉寂，始終與中華文明的開放程度和對外聯通活力緊密相關。在這個“山地—綠洲—荒漠系統(tǒng)復合體”通道上，任何民族都無法僅靠單一生產方式長期生存。于是，我們看到農耕、游牧、綠洲互補的經濟形態(tài)，“胡漢共治”的政治智慧、多語并用的管理實踐，以及融合多方元素的石窟藝術。歷史上，中原的典章制度、農耕技術、絲綢茶葉通過走廊西傳，而西方的物產、藝術、宗教乃至風俗也經由這里進入中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在這里不是單向度的“中心輻射”，而是多向度的“融合共生”。

　　今天，我們可以秉承這份“融合共生”的遺產，超越“中原中心”以及“邊疆”視角，用區(qū)域視角來看待河西走廊，發(fā)揮它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文明交流對話平臺的作用；超越“民族”視角，發(fā)現其作為農耕、綠洲、草原過渡地帶的歷史地理特性，以及各民族共生融合的實踐和機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歷史經驗。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河西走廊的歷史經驗，對拓展產業(yè)投資、綠色礦產、科技創(chuàng)新的“新走廊”、促進文明交流互鑒，也仍具啟發(fā)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黃達遠，歷史學博士、二級教授。曾經在新疆大學、陜西師范大學從事中亞與西北民族研究，現任西安外國語大學國家民委(培育)基地首席專家、陜西省哲學社會科學高端智庫“中亞·環(huán)里海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絲綢之路區(qū)域研究、中亞區(qū)域國別研究，在核心學術期刊上發(fā)表論文50余篇，主編《從河西走廊看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受到學界關注，代表性專著《歐亞時空中的中國與世界》(社科文獻出版社)被納入國家社會基金中華學術外譯推薦書目。此外，還兼任西北大學(校聘)兼職教授、西北政法大學(合作)博士生導師。